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物贸易增长迅速，产品结构持续升级，在全球贸易市场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但我国制造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货物贸易主要依托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状况未明显改变，出口增加值率明显偏低，对美、欧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在全球贸易及制造链中的地位不容乐观。未来我国货物贸易面临低成本优势减弱和技术竞争力难以快速提升的双重挑战，外贸领域竞争持续加剧、摩擦不断也将成为我国货物贸易的常态。对此，下一阶段应着力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关键支撑作用，要通过实现更高层次和水平的对外开放和加强科技创新，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向国际产业链的前端进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进出口总额快速增长，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2017年，我国出口总额达到22635亿美元，是1981年的103倍，进口总额达到18410亿美元，是1981年的84倍。与进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相对应，我国在全球外贸市场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出口和进口占全球的比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足1%分别提高至2017年的12.8%和10.2%，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从贸易形式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贸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即一般贸易的比重降低，近几年逐渐回升；而加工贸易的比重显著提高。20世纪90年代末，加工贸易的比重升至最高点53.4%，此后持续回落，但也都在30%之上。

　　从货物贸易的商品类型结构看，1995年以来，纺织、机电、贱金属、矿产品、化工、塑料等是我国对外货物贸易的主要内容。期间，纺织、贱金属、化工、塑料等进出口比重不断下降，而机电、车辆等运输设备以及光学仪器等的进出口比重均有所上升，反映了我国货物贸易的产品结构不断得到优化。

　　就贸易顺差而言，总体看，加入WTO以来，我国货物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少数产品类型上。来自纺织和鞋帽的顺差在总顺差中的比重2000年高达59.6%，2017年降至32.5%；机电、贱金属制品、车辆等运输设备三大类在2005年由逆差转为顺差，此后比重快速提高，从2005年的24.9%提高至2017年的40.8%。2017年两大项顺差合计比重高达73.3%。

　　从与全球各大洲之间的贸易情况看，1995年以来，亚洲始终是我国货物贸易最大的市场，几乎所有年份进口和出口的份额都在50%以上。其次是欧洲和北美，均在20%左右。拉美、非洲和大洋洲的比重比较小。从变动趋势看，1995年以来，我国对亚洲的进出口份额总体呈缩小趋势，这与对非洲、拉美、大洋洲进出口份额的提高基本相对应。

　　服装鞋帽类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及低成本优势自不必说，机电等作为货物贸易中占比较大的类型，表面上是我国制造技术不断提高的表现，但这类产品同时也是加工贸易的主体，属于典型的“大进大出”型贸易（后文中将进一步详细分析），其中涉及的关键零部件绝大部分依靠进口，我国只是参与了其中一般性部件的制造及最终的加工装配环节，因此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劳动密集”产业，我国参与国际制造分工的优势仍然主要是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由此，当前我国主要货物贸易虽然符合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但仍然处于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和非技术优势竞争的低水平阶段。

　　长期以来，在华外资企业出口占据着我国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尤其是外资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是我国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引擎。从产业类型看，我国加工贸易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其蓬勃发展的背后同样是对我国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欧、美、日以出口自己的产品为主不同，我国对外出口的产品中有很大比例并非本国生产。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在加工贸易中，我国从东亚、欧美等进口零部件，然后加工装配后再向全球主要是欧美市场出口，因此我国的出口中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并非线年为例，外资企业的出口在总体中比重高达43%，进口则高达47%。

　　/进口比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一国国际贸易的特点，对于某一种类型的贸易品而言，接近于1的出口/进口比值表明一国对外货物贸易基本平衡，接近于0的比值表明一个国家的货物贸易主要为进口，而远大于1的比值表明一个国家的货物贸易主要为出口。需要关注的是，在制造业全球分工日益发达和深化的当代，早期那种每种产品单纯由各个国家根据其比较优势来生产并出口的情形越来越少，而由多个国家参与、具备“多国”属性的贸易品则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为出口而进口的模式变得越来越普遍，接近于1的出口/进口比值未必是货物贸易平衡的表现，而是“多进口是为了多出口”的具体表现。

　　/进口比值接近于1，包括贱金属，机电和音像设备，车辆、航空器及船舶三大类。在此类别中，进一步加工装配后再出口而非满足国内需求是进口的主要目的。上述贱金属、机电和音像设备、车辆等三类产品出口占总体中的比重超过50%。当然，如果再将不同产品类别之间的进出口关系考虑在内，“大进大出”的特征将更为明显，比如，贱金属的大量出口与矿产品的大量进口直接相关。

　　从以上结合货物贸易的结构分析不难看出，我国被誉为“世界工厂”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类别：一类是纺织服装鞋帽等生活用品，此类贸易品以国内生产为主，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打开世界各国的市场；另一类是出口占比过半的机电产品，其“大进大出”的特征说明该类产品的生产仅有部分环节（加工装配）在国内完成，核心技术、知识产权、营销渠道都不在国内，我国仅是其国际制造链中的一个节点，而且是中低端劳动密集节点，附加值不高。

　　1）我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优势。我国纺织、鞋帽、塑料、橡胶制品、贱金属等传统产业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存在普遍的顺差，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些产品的特点是劳动密集，产品技术含量相对不高，产业链较短。我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力和能源等要素的低成本，但产品附加值率普遍不高，一些产品贸易还附带着高昂的环境污染代价。

　　2）高技术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在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中，机电产品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存在贸易顺差，似乎我国在该领域具有明显优势，但如前所述，在较长的全球机电产业链中，我国仅参与了其中非核心部件的制造和产业链中低端的加工装配环节。

　　对于车辆、航空器等运输设备和光学、医疗等仪器，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非发达国家，除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外，对其他发达国家都表现为逆差，国内需求的满足对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依赖性。以乘用车为例，国内产业虽然很大，但是出口很少，外资品牌占据绝大部分的国内市场，本土企业不但在国际市场没有竞争力，即便在国内也缺乏竞争力。光学、医疗等仪器的特点在于产品产业链较短，且核心技术密集，代表性产品主要出自发达国家的国际知名厂商，若不能掌握核心技术，我国很难在相关领域取得主动地位。

　　/进口比值的考察发现（见表4），除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贸易出口/进口比值显著大于1外，其他产品类别的出口/进口比值要么接近于1，要么小于1，其中生物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以及航空航天技术4类产品出口/进口比值显著小于1，说明我国高技术产品仍然主要依赖进口。

　　综上，我国在传统的纺织服装等领域成为全球重要的供应国，在高技术制造领域，我国虽然融入了机电等产品制造的全球产业链，但因未掌握相关产品的核心技术，两头在外，还处在产业链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在航空、船舶、仪表仪器等重要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有着相当大的技术差距。一定程度上，我国对全球供应及制造链的融入既不“广”也不“深”，“世界工厂”并非真正的世界“制造”而主要是“组装”工厂。

　　1和2），尤其是美国，自1995年以来，我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占总顺差中的比重几乎都在50%以上，一些年份超过100%甚至200%，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欧美出口占比相对较高，而从欧美进口占比相对较低。

　　因货物贸易主要依托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状况长期未得到明显改变，相关产品的技术水平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附加值低一直是我国货物贸易比较突出的问题。传统纺织、服装、鞋帽出口的低增加值率无须赘言，在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机电及相关产品制造领域，相关产品的设计、关键零部件的制造、产品销售以及品牌运作等关键环节几乎全在外国，我国仅主要参与了其中的加工装配等劳动密集型环节，位于全球制造业产业价值链中附加值的中低端。这就是为什么国内加工贸易企业普遍存在“高营收低利润”、毛利率远远低于美、欧、日竞争企业的原因，出口在我国，但附加值却大部分由国外企业获得。

　　3所示，我国制造业主要行业的增加值率与美国、德国及日本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以图中增加值率最高的国家作为对比，我国化工产品，医药，金属制品，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电气设备等行业的增加值率不到最高国家水平的一半甚至1/3，除贱金属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相差较小外（5个百分点），包括众多传统行业在内，其他所有行业与增加值率最高国家之间的差距都超过10个甚至20个百分点。

　　长期以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成并强化了我国现有的贸易结构和在国际贸易中的分工格局，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从充裕甚至过剩逐步转向短缺，劳动工资持续上涨，再加上国内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的上涨以及人民币汇率因素的影响，我国在货物贸易中的低成本优势日渐趋弱。近年来，我国加工贸易比重下降的原因除全球经济危机后的外贸需求下降外，与加工贸易逐步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国家的转移直接相关。

　　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实际平均工资一直处于上涨状态，其中1998年之前上涨速度相对缓慢，1978—1998年期间年均涨幅只有4.8%①，而1998年之后则加速上涨，1998—2016年期间的年均涨幅高达10.9%，这正好与我国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市转移的时期对应。

　　2004年以来，我国FDI流入量占全球比重总体处于缓慢下降的状态（见图4），这与期间亚洲FDI流入量在全球比重的明显提高形成鲜明的对比。与此对应，我国FDI流入量在亚洲的比重明显回落，从最高的55.1%降低到近几年的30%以下，下降幅度超过20个百分点。

　　FDI流入我国行业结构变化的分析也能够提供一些证据（见图5）。1999—2004年期间，我国制造业FDI投资流入量在全国的比重持续上升，2004年达到最高，超过70%，此后则逐年下降，到2016年仅有28%，而服务业FDI流入量的比重则持续提高，从2004年的23%提高至2016年的67%。相比于FDI流入服务业以主要开拓国内市场的目的不同，FDI流入制造业更多是出于开拓国际市场的目的而寻求更低生产成本的国家。结合FDI流入我国制造业比重的拐点与我国加工贸易比重的拐点在时间上高度吻合的事实，我们不难得出制造业生产成本提高是FDI流入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的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体技术水平显著提升，但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制造领域，我国已成为制造大国，但远非制造强国。在生物医药、新材料、飞机、芯片、仪器仪表等高精尖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尤其显著，即便是传统的能源、冶金、化工、车辆制造等传统行业，我国的技术水平也整体相对落后。通过技术进步推动制造业升级、打造真正的制造强国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目标，在这个问题上，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Investment & Innovation Global Council，IIGC）于2011年开始编制全球创新公司百强榜单，我国内地企业华为在2014年的评选中首次上榜，2015年缺失，2016年和2017年都只有华为一家入选。相比而言，韩国入选企业家数一直保持在3家以上，2012年则多达7家，美国、日本大部分年份都在30家以上，虽然日本经济近年来增长缓慢，但日本企业在技术创新竞技场上与美国平起平坐，一些年份入选企业家数甚至超过美国。

　　未来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将会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行业和加工贸易领域将面临越来越多低成本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经贸互补性的减弱和竞争性的持续加强，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过程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与纠纷不但会长期存在，而且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

　　一方面，针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可能冲击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现状，需要在着力扩大内需上多下功夫，需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货币政策为扩大内需保驾护航。积极财政政策方面，除进一步加大对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关键领域发展的投入力度外，应多采用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的减税清费措施；货币政策方面，针对外贸顺差收窄、货币投放渠道发生变化的新情况，要通过其他途径，保持市场流动性的合理水平。

　　三是以扩大开放倒逼国内产业升级和企业竞争力提升。只注重短期经济效益而忽略长期发展质量、主要依靠规模和低技术含量增长的模式终将消失，借助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通过引入更高水平的竞争来激发国内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全球化程度持续提高时代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继续深入，国内企业必然面临更高水平、也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对外开放的扩大是压力更是动力。

　　国际贸易的发展史充分说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一直停留在既定的比较优势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关键靠实力、靠技术。当前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高技术产业都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国家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技术实力的竞争。随着经济总量、居民收入水平以及人口素质等的不断提高，我国亟需从劳动力成本等低层次优势转向研发和技术创新等高层次优势，逐步提高我国在全球贸易与制造产业链中的地位，否则不但会在国际贸易中受制于他人，国家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也无从谈起。

　　过去那种“用市场换技术”的后发战略逐渐失效，下阶段要通过自主创新大力提高我国制造的技术水平和在全球制造产业链中地位，这不但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要加快科研体制改革，尽快解决过去科研领域久治不决的种种弊病，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理顺科研激励机制，强化科技攻关，提高创新效率，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