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发展既面临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要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妥善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2015年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挑战，我国宏观调控坚持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有效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产业结构继续优化，投资逐步向更加可持续的增速水平回归，消费增速总体平稳，进出口下降，贸易顺差持续扩大，CPI与PPI背离的剪刀差扩大，通缩压力加大，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预计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6.6%至6.8%，主要考虑是：第一，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在加快，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第二，全球贸易低速增长，外部需求疲弱态势仍将持续；国内投资基数已经十分巨大，投资增速将回归常态；消费总体仍将保持平稳。第三，国内将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力度，将加强稳健货币政策实施的灵活性和前瞻性。

　　预计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达62.1万亿元，名义增长9.7%，实际增长10.5%，保持基本平稳的增长；预计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和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0.1%和9.4%，保持总体稳定的增长；综合考虑到国内外需求、大宗商品价格、强势美元及翘尾因素影响，预计2016年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0.6%和3.0%，降幅有所收窄。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和通货紧缩压力持续。在此形势下，2016年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十分必要。应把“稳增长、增效益”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加强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需求方面的直接作用；适当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基建投资方面的先导作用和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作用；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加快构建新的地方税体系，适度扩大地方财政税源；做好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工作，认真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2015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继续下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并非是一种短期、暂时的现象，而是同我国经济进入转型阶段有密切的关系。在历经30多年的长足发展后，当前我国的资源、环境、生态对发展的约束性空前加大，以往粗放式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必然。而中国庞大而复杂的经济要实现转型必然付出巨大的转型成本，财政收入增长受到较大影响是难以避免的。在当前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客观上对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迫切性进一步加强。财政收入增速显著下降，意味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难度在增加，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要实现稳增长，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扩大内需。以“营改增”为主要核心内容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是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重点之一，“营改增”具有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活力及增加员工收入等多方面的积极效应，这些效应主要体现在供给方面。未来一段时期，为了稳增长、增效益、防风险，需要把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特别要进一步加强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需求方面的直接作用。

　　为了加强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需求方面的作用，重点可放在加强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收入和消费等领域的影响，以引导、启动和扩大相关的市场需求。在投资领域，加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公共产品投资。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城镇化进程与新农村建设远没有完成，因此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需求是巨大的。这些需求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潜力。在收入领域，重点要加强财政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一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先导作用。当前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和潜力十分巨大。无论是在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期还是现在的增长速度换挡期，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政府投资对于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有着重要作用。以加快重点领域建设和促进重点区域投资为抓手，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加快长江经济带建设，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区域一体化建设，加快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二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作用，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快速增长。一方面，政府通过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形成生产性的公共成本，从而有效地改善投资环境，降低民间投资成本，刺激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公共投资领域往往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延展性，公共服务产业自身的发展能够带动相关生产要素和产业的发展，并提供和创造新的、有利的投资机会，从而增加这些领域的民间投资。当前，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约为65%。在加强政府投资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营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竞争平等的投资环境，充分调动各类投资主体尤其是民间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经济理论表明，财政赤字在一定的短期内有提高总需求水平、防止经济衰退的效应。因此，通过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政府经常采用的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在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下，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已非常必要且可行。首先，我国目前仍有相对高的储蓄率，而居民消费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相对不足，在此情况下适度扩大财政赤字对扩大内需将有积极的作用。其次，我国财政收入经历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往财政收入总体上处于“超收”状态，积累了坚实的财政实力，如中央财政已建立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第三，我国的财政赤字规模总体处于可控范围内。

　　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2016年应继续实施结构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合理适度加速。推动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金融改革，加快利率传导机制和资金市场化定价机制建设，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对跨境资本的有效监管。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建立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改善金融结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快金融机构治理体制改革，改善金融宏观审慎风险管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加强流动性管理，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的共识。过去几年，我国央行曾持续加强对过度流动性的管理。但是，我国很多金融指标的动态轨迹表明，现行流动性局部趋紧与我国的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有关，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有关。事实上，这种间接融资体系要求高度的流动性。在金融结构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融资体制下，货币政策传导快，银行流动性要求相对低。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工具促进银行流动性、改善货币流通速度、缓解社会融资难、有效支持实体经济，是我们金融调控面临的一个挑战。

　　因此，必须寓改革创新于货币政策调控中，继续创新并优化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实施结构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适时有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工具、准备金率、常备和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工具，并结合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发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引导和改善银行体系流动性，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合理适度加速。

　　加快利率市场化定价机制建设，密切跟踪预警并稳定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指数预期，加强对跨境资本的有效监管。在利率市场化方面，要建立有效的利率传导机制和利率市场化定价机制，通过不断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壮大，用市场中的利率来扩大利率市场化的广度和深度。近期，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式发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人民币汇率不仅以美元为参考，也要参考一揽子货币。尽管201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贬值，但人民币对非美元汇率总体上保持升值，在国际主要货币中人民币仍属于强势货币。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和通缩压力进一步显现、美元加息周期趋近条件下，必须考虑人民币与美元利差的影响，要密切跟踪预警并稳定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指数预期，加强对跨境资本的有效监管。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建立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改善金融结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要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尽快改革上市制度、建立退出制度，尽快推动IPO注册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用法治思维来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用法治力量来维护市场各参与方的合法权益，用法治手段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加快金融机构治理体制改革，改善金融宏观审慎风险管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的“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机构治理体制将使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风险面临新挑战。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资金可以通过金融创新在金融市场内自由流动，监管的分割使不同行业之间的监管防火墙形同虚设，风险在跨金融市场加速传递。在利率市场化、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已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已经无法适应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平衡关系，导致监管滞后和部分领域的监管缺位。借鉴欧美国家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经验，必须改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完善金融监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新常态下的监管升级，加快构筑与国际接轨的统一监管、功能监管、大数据监管和长期利益监管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