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到国家治理方面，宋朝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虽不足信，却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思路，能不能“治”，如何“治”，“治”的效果怎样，都会成为有意思的选题。正因为此，孔子以及由孔子创立的儒学，才能如此这般生生不息，成为将华夏儿女凝结在一起的精神纽结。

儒学教给人的道理有很多，小到为人处世，大到治国安邦。如果每个人都能以儒家的劝勉为行为的准绳，人世间将不会有纷争，而会是一派太平、安全、和谐、友善、美好、祥和的景象。只可惜这样大同世界的愿景，从来都只存在于人们的理想中，我们通过不懈的努力，或许可以越来越接近它，但却难以变为现实。

这是因为，儒家教导我们要仁者爱人，要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这也是实现大同世界的必由之路。儒家告诉世人践行此道的具体门径，则主要靠个人的克己与修身。然而从本质上来说，正如道家所言，人的天性是一种乐于追逐无拘无束的自由的天放状态，既不愿意被束缚，也不愿受人控制。故儒学实践之难点，就在于人是难于“克己”的。自古及今，人类在物质世界或科学技术领域，创造出了甚至惊艳自己的辉煌业绩，可是在认识自己、约束自我与战胜自己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却有些可怜，这不能不值得人们深思。

孔子是在回答“颜渊问仁”的时候，谈到“克己复礼为仁”的，也就是说人要克制、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都符合礼的要求，也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不过能做到这一点的，大概只有极少数德行高尚的君子，一般人则率性而为者居多，能做到“对自己下手狠一点儿”，克制自己对物质利益和权力欲望的人毕竟是少数。

要克制自己，首先要做的就是克制自己攫取更多物质利益的欲望。鲁国的季康子担心有更多的盗贼，问孔子应对的办法。孔子的回答是，“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言下之意，正是你季康子多欲，厚取于百姓，造成百姓生计之艰难，之所以盗贼多发，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的厚敛。要想消灭盗贼一类的犯罪，像季康子这样的统治者就要克制自己对财富的过分追求。

由此言及当下反腐败的情势，可以看到，自从十八大以来，伴随着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雷霆之势，已揪出了不少腐败分子，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正在形成。同时也要看到，对腐败分子的惩处力度虽不可谓不严，反腐的声势不可谓不大，但贪腐却并没有杜绝，官员落马之声随处可闻，有的贪腐数额之大，越来越超乎人们的想象。之所以如此，正在于这些官员克制不住自己对金钱财富的欲望。

在巨额财产面前，能抵挡得住诱惑是很不容易的。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他却能“不改其乐”的则更少，否则颜回也就不会成为君子之楷模了。

克己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克制自己攫取更高权力的欲望。孔子的理想社会是西周时期的礼治时代，而他面临的却是礼崩乐坏的现实。他希望通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途径，让君臣父子各归其位，各安其分，最终恢复周礼的治理功能。只不过当他怀揣这样的治国之道而游说诸侯时，却发现根本没有国君买他的账。

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些诸侯们早已习惯了礼乐征伐出诸自己之手的生活后，又怎么舍得在自己头上套一个管束自己的紧箍咒呢？所以，孔子之仕途不顺、“有君不能事”的命途也就几乎是注定了的。当我们以此来检视今日之官场时，对于那些花费重金买官之人似乎也就多了一份理解。在近年来落马的官员中，不乏卖官鬻爵之徒，而官爵之所以能有市场，是因为有巨大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也源自于人们追逐权力的欲望。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得很透彻：“爱好权力，犹如好色”，“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是权力欲与荣誉欲”。有些人在掌握权力后，其膨胀的特性又会激发他的其他欲望，在这个时候，希望人能克制自己，简直比登天还难。

孔子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同世界的美好图景，也提出了克己、修身之道，却由于克己之不易而变得难以实现。其实，孔子的克己，并非只是运用个人意念的克制，而是与循守周礼相联系的，只不过在春秋时期，周礼已丧失了往日整合社会秩序的功能，孔子的克己也就失去了规则的依托。今天我们欲使克己产生效用，则非依托法治不可——当我们把对财富的追逐与权力的行使置于法治之下，应当能够解决儒学克己实践这一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