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古典经济学经典之作《国富论》，抨击重商主义时代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弘扬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推动了市场经济的确立。然而，从19世纪后期开始，潮流朝相反方向转变，发达国家政府规制经济的活动开始增加。整个20世纪上半叶，政府权力日益扩大。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和中国，还是在资本主义的西欧和美国，无论采取的方式是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还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在强调政府代表公共利益组织和管理经济的职能这一点上，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于是我们不但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一步步地实现了列宁“国家辛迪加”的理想，而且看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职能的强化，例如，随着罗斯福“新政”推行，美国逐步成为“管制资本主义”经济，西欧某些国家还在加强政府经济管制的同时发生了对所谓“制高点行业”的国有化运动。

　　强化政府职能的趋势大约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此后风向倒转过来。中国、苏联东欧各国计划经济体制弊病暴露无遗，纷纷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强化市场的改革，政府作用也随之被重新审视和端正。西方世界70年代遭遇“滞胀”之后，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和美国的里根总统实行了解除管制和削弱政府经济作用的政策。一时间，新自由主义成为时尚。在苏东剧变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人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的崩溃意味着 “历史的终结”：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已经按照全面向市场倾斜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然而人们很快地发现，历史并未终结，政府与市场的冲突只是改变了形式，它将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展开。早期处于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或称“后凯恩斯综合”也并没有放弃他们的阵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评不绝于耳。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两种学术派别的争论更大大升温，各自提出了对于这一危机的成因完全不同的解读；同时，对于应对危机的政策也提出了不同的主张。

　　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中以上两个学派的争论，是在自由市场机制，即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范围内进行的，这并不意味着有哪一个学派主张回到政府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去。即使他们支持对某些企业实行国有化，那也只是一种短期的应变措施，而不是一种长期的制度安排。20世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提示我们：在市场制度范围内，明智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宜边界，是经济稳定运行和长期增长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确定。

　　我们还必须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人们常常把宏观经济管理（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混为一谈。假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实际上等于复辟命令经济。这不但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损害经济的活动，还会带来强化寻租环境、使腐败活动泛滥等恶果。这是必须坚决制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