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崇山峻岭之中，隐藏着一处占地近千亩的刺梨基地。这块刺梨种植园区，位于冕宁县的东山之上，藏族小伙马江红是园区的拥有者。
从当年因贫困辍学到如今凉山州青年创业家，这条路，37岁的马江红走了近20年。
生于大山：被贫困包裹的童年
20世纪末的凉山州，因为深处大山、交通不便，居民经济水平普遍较低。1984年，马江红出生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个性格刚烈的藏族人，母亲是位温润的彝族女人。
在多数记忆里，父母都在忙着一亩三分地，那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为家庭贫困，马江红过早地分担起家庭责任，8岁时，他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劈柴、用大锅煮饭，他样样可以，米不够吃，就四处去借，肉一个月能吃一次便是万幸之事。
每年的开学季也是马江红最难熬的日子，家里的种地收入远远无法支付起新学期的学费，母亲找学校门口老板赊账的背影深深刻在马江红的青春记忆里。马江红入学之后，母亲再到工地做苦力，逐渐将欠下的账款还清。
如果贫困带来的只是生活的困苦，或许马江红没有那么强的意念要走出大山，直到最爱他的舅舅因病去世，他才真正意识到贫困带来的打击。初中时，最疼爱他的舅舅，因过度劳累、酗酒，胃开始出血。家里边儿的亲戚朋友借来借去，却只能拿出一两千块钱，拿不出更多的钱住医院，马江红的舅舅不久便在家中去世。“我觉得我自己的亲人在受苦受难甚至等死的时候，我却没有能力帮助他们，这真的很打击我。”
18岁时，马江红考上了四川一家中专学校，由于没钱交学费，他放弃了读书的机会，跟大多数农村的孩子一样，转而去学习修摩托车。
走出大山：“我连厕所都不会用”
200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劳动局招聘青年出去打工，马江红报了名，这是他第一次尝试走出大山。从冕宁县坐汽车，中间要路经昆明、广西等多地换乘，最后才能到达广州。第一次出大山的路，他走了三天三夜。
外面的一切事物惊奇而又陌生，这份陌生甚至会引发一些难堪。因为落后，起初他们连上厕所都是需要培训的。同行的民工里面，因为没有见过抽水厕所，有人把自己反锁在火车厕所里。这些难堪刺激着马江红，“要摆脱落后，摆脱贫困。”
马江红在广州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有着七八千员工的制造厂，工厂里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员工和干部的餐厅完全分开，干部的餐卡是红色，员工的餐卡是绿色。在所有员工的认知里，能去干部食堂吃饭是件很洋气的事情。拿到红卡、去干部食堂吃饭，成为那几年马江红心里念念不忘的事情。
一个月八九百块钱的工资，早上八点钟上班，晚上干到12点，每天长达16个小时的工作让身材瘦削的马江红一天要吃五顿饭。“太难熬了。”马江红回忆时聊到。
因为性格诚恳能干，肯吃苦，字写得好，会踢足球，马江红得到了很多领导的赏识。一起踢足球认识的朋友时常给他讲起在印度、越南创业的日子，“在那些聊天里，我见识到了更大的世界，这对于后来我创业想法的实现有着关键的影响。”
在21世纪最开始的那几年里，马江红每月的工资已经达到三千多块钱，他开始成为遥远山村里面的名人，父母的骄傲。“虽然我来自小地方，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我要改变命运，改变愚昧。”这个藏族小伙身上有着常人没有的韧劲，四年后，同行的30位老乡，只剩下四位。
再入大山：白手起家，带乡致富
在马江红的展示厅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证书，这是对于他十几年努力的证明。他拿出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证书给记者看，这是他今年得到的最大的荣誉。从一个初中毕业的穷小子到省级科技进步奖的获得者，没有人知道这个农村小伙究竟具体经历了什么。
图为马江红参加人才创业比赛。资料图
“我不是白手起家，我是无手起家。”37岁的马江红谈起创业之初，依旧会露出难堪的微笑。2009年5月1号，马江红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在这一天，22岁的他回乡创业。创业不是一次简单的冲动，他要突破的困难是重峦叠嶂。
马江红选中的创业对象是家乡的刺梨。刺梨营养丰富、VC含量极高，但由于口感苦涩，它在全国的推广度并不是很高。这个想法第一时间被父亲反对掉，他们因此爆发了严重的冲突。逆着父亲的旨意回乡之后，马江红开始跑各个部门办手续，因为来自农村，年纪又小，他遭受了很多异样的眼光，“你能不能行？”这是最初几年里他听到的最多的质疑。能不能行？他用接下来的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回复着。
除了做刺梨加工，马江红也做一些其他野菜加工，起初这些工作都是他一个人在做，随着订单的增多，马江红开始雇佣员工。2012年，他投入了所有先前资金并且贷款四百万翻修了厂房，扩大生产规模；2014年因为品牌生产不顺，公司赔了近两百万。由于资金无法流转，马江红陷入严重的资金困境。在走投无路之时，当地一名企业家慷慨解囊，帮助他渡过难关。打开马江红的朋友圈，除了刺梨，感恩也是他常常提到的词汇，“世界是循环的、也是公平的，你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的也在帮助你，无论怎样心怀感恩的心！”
挺过来的马江红，迎来了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集约化生产。他以每亩每年720块钱的价格租借乡亲们的土地，以集约化的生产方式来生产刺梨，“其实这种生产方式是最高效的，乡亲们现在每年自己种植庄稼的话，收入也不过是五六百块，我们给出的价格是远高于他们自己种植。省出来的人力又可以出门打工或者来采摘刺梨挣到额外花销。”但这种方式，还是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些村民的反对，“他们就坐在修路的挖掘机上，我真的很无助，但能理解，最初改变是很难的，幸好大部分人都是愿意接受的。在创业过程中，政府给我的帮助和支持也非常大。”
经历挫败后的马江红调整经营定位，他总结出当下自己的经营法则——轻资产、现金流、做减法，他把重点放在刺梨的粗加工上，产品销往深圳、成都、北京等地。疫情爆发后，不断有专家学者在媒体公开谈论刺梨的功效，再加上四川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生产出的刺梨质量高，马江红收到的订单开始加倍。“我的信心也开始有了，状态越来越好，我当年选择刺梨没有选错。”
如今，马江红刺梨纯种植基地面积有500多亩，加上中间不可种植的山头，占地面积已经达到1000多亩。采摘时节，工厂工人有80多人，他们大多是附近的农户，每个月马江红的工资支出十几万，这些工资就成为附近农户家庭的日常开支。现在马江红又开始做起了自己的加工品牌，如果能够成功，刺梨收入将会翻10倍。
马江红在刺梨基地盖起了农家乐，山头种满了格桑花，作为藏族人，马江红尊崇藏族文化，他在满山的格桑花中扎起经幡，哪里有经幡，哪里就有吉祥如意。
每逢周末，农家乐里聚集了附近来休闲度假的人们，人们在观景区闲聊，在草地上跳舞，唱歌，藏语歌曲时常随风飘荡在经幡之上，风每吹动一次，经幡就为这里的人们诵经一次。
